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太虚大师俗家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民国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岁腊月十八日(公历1890年),出生於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母亲张氏,太虚出世未久,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八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
1928年8月11日,太虚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登上安特雷朋号客轮,离开上海,踏上环游歇美的布教之程。太虚是第一个到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启蒙运动以来,四方人对中国文化渐有所知,但褒崇者流于肤浅,贬抑者流于自大,而对中国承沿的大乘佛教思想则缺乏认识。他们了解佛教的渠道主要来自东南亚传承的上座部——小乘系统,以及由中国派生出的日本大乘体系。相形之下,中国佛教像一位深锁绣阁的大家闺秀,朱颜暗老,默默无声。释迦牟尼创教时那种摩顶放,救济天下的大悲大勇的精神,已如旷古之风,湮没于苍白现实的尽头。颓势谁挽?太虚用行动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他要给西方带去古老而全新的真正的福音。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於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世寿仅五十九岁。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後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七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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