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僧东渡弘法

隐元和尚是开创日本佛教新黄檗宗的始祖，此后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盛宗，据资料统计，现在日本有黄檗宗万福寺的分寺500多座，教徒2500多万人。

隐元和尚原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方丈，是临济三十二世正宗的得道高僧。清顺治九年（1652），隐元及其嗣法弟子木庵，同时得到日本长崎福济寺住持蕴谦（木庵师弟）和兴福寺住持逸然的来信，恭请他们东渡日本弘教，木庵即派弟子灵臾从厦门乘船去长崎了解情况。灵臾回国汇报后，翌年，又接到蕴谦和逸然的促行请柬。隐元、木庵再次派遣大眉和灵臾去日本详察，并与蕴谦，逸然具体联系。大眉等回国后，详细介绍日本朝野人士和民间敬奉佛教的情况，以及从厦门航海东渡的过程，同时带回蕴谦诸僧敬请的诚意。隐元闻报后，遂决意东渡。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九日，隐元一行30多人到泉州，在开元寺款留5日后，木庵亲自护送至厦门，住醉仙岩（天界寺），并与驻守厦门的郑成功取得联系，由郑成功派船护送赴日。六月二十一日，隐元及其法嗣30人乘郑氏商船出发，木庵遣侍者雪机一路随侍，至七月初五日安抵长崎，受到长崎“唐三寺”僧众和教徒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尊称之为“古佛西来”。是年，隐元即在兴福寺过冬，此后往来于“唐三寺”之间弘教。

越岁三月，隐元遣雪机回国，召请木庵赴日助化，木庵以“万里师命难违”，乃于六月二十六日带弟子慈岳、喝禅、定深、道和等同行东渡。当晚到达安平（安海），由其俗姓宗亲吴善友备船护送出国，七月初九日抵达长崎。

隐元和木庵在日本，初时分别住持长崎福济寺、大阪普门寺。顺治十八年（1661），隐元决定在日本京都筹建新黄檗山万福寺，得到德川将军家族的支持，愿为该寺檀樾，于是以隐元为开山祖的日本新黄檗山万福寺终于建成。

由隐元任首居方丈，是为日本黄檗宗初祖。康熙三年（1664），隐元退居松隐院，木庵受命继任方丈，为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十二年（日本延宝元年，1673），隐元和尚示寂，日本后水尾太上法皇颁赠“大光普照国师”谥号。

木庵，俗姓吴，晋江人。16岁入泉州开元寺出家，后遍参大江南北高僧大德修禅学法，清顺治五年（1648）登黄檗山礼隐元和尚为师，八年（1651）受隐元嗣法，成为隐元法统继承人，是为临济宗正传三十三世。木庵受任日本黄檗山第二代住持，住寺17年，不断扩建万福寺殿堂、楼阁、亭院，特别康熙六、七年间，日本大将军赐银2万两和西域大木，在本山新建天人师殿（即大雄宝殿）、天王殿、斋堂、钟鼓楼等，使之成为当时日本规模设备最大最完整的寺院。木庵又应诸弟子的请求，在万福寺开授四期的三坛大戒。每期开戒，有来自日本各地的缁素受戒弟子达500余众至1000多众。此后，万福寺由木庵法嗣弟子相承传衍的住持共20代、19人次，延至清光绪七年（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在木庵示寂后197周年时，日本明治天皇追赠万福寺二世木庵“慧明国师”尊号。

同时随隐元、木庵先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宗僧众50人，其中闽南籍僧人就有20多人。

这些随从隐元、木庵从厦门出国东渡的黄檗宗僧人，在当时的日本都是名重一时的黄檗高僧，他们不仅精修禅法，德高望重，而且全都擅长书法、绘画和诗词。隐元、木庵、即非的墨书，被称为“黄檗三笔”。隐元书法气品高，禅品浓，有文人风；木庵书风雄厚浑圆；即非书法润达雄健；三人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东渡前在国内即已著闻。木庵的书画和诗偈被称为“三绝”；其他旅日黄檗僧人亦都以书法或绘画见称；如蕴谦，善书法，题偈尤佳；大眉以草书见胜；雪机能诗善画；慈岳善草书并以七绝诗闻世；大鹏擅长写意画，尤善画墨竹，并长于篆刻，著有《印章篆说》一书传世；悦山出国前便以善书著闻，在日本黄檗书风中有较高的声誉，有“书悦山”之称；他如，东澜善竹书；独文工书法；喝浪善水墨画，具有大线条写意特色；忍仙书画兼精，尤长于山水画。清初，黄檗僧人的善书能画，在日本兴起一股“黄檗书风”，后人称为“黄檗文化”，一度在日本文化界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日本留下许多题写的楹联、匾额、碑铭、语录、序跋、诗文、赞偈和画卷，被作为“黄檗文化”的珍宝，收藏在日本各地的黄檗宗寺院，部分为日本名家或博物馆所珍藏，此外还有范道生的佛像雕塑和书画。

范道生，字石甫，晋江安海人。道生善书画，尤精于雕造佛像。隐元东渡后，对日本原有佛像的雕造感到不如人意，经蕴谦介绍，于顺治十七年（日本万治三年，1660）特邀范道生赴日造像。初到时，寄寓长崎福济寺，为福济寺和兴福寺雕造佛像，两年后应召至万福寺塑十八罗汉、弥勒、达摩、观音、伽蓝、韦驮诸佛像。道生造像重于写实，极富逼真感，被列为万福寺瑰宝。翌年，又塑隐元生像，像高1.61米，栩栩如生，安置于开山堂，为万福寺一宝。道生留传日本遗墨颇多，近代出版的《黄檗文化》、《黄檗美术》和《黄檗遗墨帖》中，都有道生传世的书画。

木庵在日本嗣法弟子共53人，其中铁牛、慧极、潮音、悦山、慈岳、铁心、铁眼、月耕、云岩、宝洲等被称为“木庵十哲”。木庵在日本除住持黄檗祖庭万福寺外，还有江户的瑞圣寺、南岳山的舍利寺、大觉山的方广寺、松代象山的惠明寺、万德山的广济寺、长继山的千年寺、天王山的高用寺、雄山的常休寺、三河大好山的永福寺和冰明寺等，均以木庵名下为开山的黄檗宗寺院，木庵成为隐元所开创的日本黄檗宗紫云派之祖。后来，紫云派又由木庵的法嗣发展为十一个支派，即：铁牛的长松派、慧极的圣林派、潮音的绿树派、悦山的慈福派、铁文的别峰派、慈岳的大潜派、喝禅的法林派、铁心的紫云下派、梅谷的吸江派、碧峰的慈照派和宝洲的宝藏派。木庵的紫云派是日本黄檗宗中嗣法最多的一个派系，自清初到现在的300多年来，一直盛传不衰。

厦门佛门中也有一支传自隐元和尚的黄檗宗支派，即虎溪岩派。清初重兴虎溪岩寺的初祖释元飞，他的师祖隆瑞是隐元和尚的传法弟子，隆瑞的法孙道建是元飞的师父，据此上推，元飞是隐元和尚第五代的嗣法重孙。

元飞，俗姓童，晋江人，14岁拜道建为师，道建是重兴福清黄檗宗资福寺的高僧，号“不动和尚”，元飞后住泉州崇福寺，受正哲和尚嗣法，康熙四十年（1701）受驻厦威略将军吴英的礼聘，来厦门住持重兴虎溪岩寺，后世尊为虎溪岩开山始祖。其后，元飞的法嗣在厦门盛传，除历代相承继法虎溪岩外，还先后由其法嗣开拓创建鼓浪屿三丘田瑞晃庵、天界寺、海蜃寺等，自元飞和尚始传厦门黄檗宗派，至会泉和尚为第十一代。

日本、厦门禅门中黄檗宗派同根连祖，但历史上却没有发现有以宗派亲系相互交往的记载，直到最近十几年来，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黄檗宗佛教界人士才多次组团来闽南友好访问，首次访问在1979年12月，由日本黄檗宗会议长吉井鸠峰为团长，率领“黄檗宗友友好访中团”一行20人，到福清黄檗山谒祖、拜塔后，又访问泉州大开寺和厦门南普陀寺。1983年，日本黄檗宗访问团第二次来华访问，由黄檗宗总务长盛开了道为团长，一行20人访问泉州和厦门。1984年12月，又有日本黄檗宗青年僧人会16人来华偈祖，他们从上海来厦门、泉州，转往福清万福寺谒祖拜塔，最难得的是他们之中，还有人能用闽南方音唱念佛经。2000年秋，有日本黄檗宗祖庭万福寺总务长等三人由福清黄檗山资福寺住持悲升法师到厦门虎溪岩寻根问祖。他们回国后还寄来隐元和尚法像以及日本黄檗宗的历史资料。

二、 日本佛教在厦门

近代以来，佛教净土真言宗教派，曾先后多次来厦门和泉州、漳州建立教堂传教。

日本佛教，原由中国传入，到了德川时代（中国的明末清初），日本把佛教奉为国教。日本佛教有好几个教派，其中净土真宗教派最为发达。净土真宗以本愿寺为主，后来又分为东、西两个教派，即本愿寺派（西派）和大谷派（东派）。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日本真宗大谷东教派僧人大谷魁耀等，通过日本驻厦总领事，来厦门和泉州，开设教堂传教。

日本佛教传入厦门，最初租用山仔顶一座民房作为布道所，称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他们传布的真宗教教义和崇奉的佛菩萨，基本上和中国佛教相同，规戒却比中国佛教宽放，允许出家的教徒吃荤、结婚。因此，一开始倒也吸引一些信徒入教，后来由于强划虎头山下为租界，激起厦门人民的反日高潮。日本领事为制造侵略借口，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二十四日唆使日本大谷僧人，放火自焚本愿寺布教所。起火时，因群众和官兵抢救及时，仅烧燃一间租用的空房。但日本兵舰上的水兵，却在放火后两小时内，运上两门大炮，抢占虎头山顶，把炮口直对城区，挟迫清政府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日本士兵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气势汹汹，因而激起厦门人民极大的愤怒，纷纷群起反抗，清兵及下级军官也义愤填膺，请求抵抗，胡里山炮台长赖启明命令将一号大炮炮口对准鼓浪屿日本领事馆，准备随时开炮轰击，英、法、美、德等国领事，为了遏制日本势力在厦门的扩张，也急忙出面干涉，迫使日军不得不于九月九日撤兵。经此事件后，日本在厦门的本愿寺也受到人民唾弃而自销声匿迹。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人民英勇坚强斗争中，阴谋未能得逞，乃改变策略，千方百计收买民众，他们从台湾和日本大量移民来厦门，并与厦门士绅交朋友。一度灭迹的日本东本愿寺开教师又开始在厦门活动起来。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西本愿寺教派和天理教教派也先后进入厦门传教，只是厦门民众对日本教派都怀有敌意和戒心，很少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仅有一些日籍台籍的移民和商户与其往来。

民国建立后，厦门人民又掀起两次反日大潮。一次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约》，另一次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中，在厦门的日本三个佛教教派都先后撤回日本或台湾。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东本愿寺教派开教师（僧）神田惠云再度来厦门传教。最初租蕹菜河东亚旅社为教堂，民国二十四年（1935），教堂迁至水仙路台湾公会议员吴锁云（女）开设的新南旅社四楼。翌年在白鹿洞山下建本愿寺达观园。神田惠云对汉语汉学有一定研究，也有相当的佛教修养，更善于交际。他除团结在厦日、台籍各界人士外，还积极与厦门地方士绅和佛教界人士交往。民国二十三年6月，神田在厦门发起组织“敬佛会”，越年秋又创办《敬佛》会刊。

敬佛会通过《敬佛》月刊，标榜建设佛化家庭，净化人间，称月刊为“家庭修养杂志”，但实际正如驻厦日本领事本毅在敬佛会开幕式《祝辞》中所称：“进而咸浴日华两国一文化之恩惠”，以此来宣传所谓“中日亲善，共荣共存”的侵华舆论。由于厦门人民素有仇日反日的斗争传统，除极少数亲日的上层人物参加敬佛会活动外，所有敬佛会的成员，都是台籍、日籍居厦的人士。“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神田和大部分的日、台籍人士，都随着厦门日本领事馆关闭而撤回台湾或日本。民国二十七年，厦门沦陷后，神田等又卷土重来，并成为沦陷期间组织厦门大乘佛教会的中坚分子。

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日本东本愿寺大谷派开教师（日僧）藤井草原、好村春辉和留日华僧墨禅、谈玄等，在日本东京成立“日华佛教协会”。是年11月，藤井草原从台湾来中国大陆访问，首站先到厦门。藤井毕业于日本大谷大学，对中国佛教颇有研究，曾在上海住锡多年，结识太虚、常惺、芝峰等人，在日本属佛教新运动的倡行者之一，颇有名气。他到厦门，闽南佛学院和闽南佛学分会曾请他演讲，在佛学院演讲题目为《论日本佛教之现状并对中国佛教将来之希望》在佛学会演讲题目为《死生问题之探讨》。

民国二十五年（1936），日本大阪震东佛教居士林领袖福田宏翁，通过日本外务省赠予厦门南普陀寺一部价值数千元的佛经《大藏经》。这部大经共1000册，是日本佛学名家高楠顺欠郎博士汇集佛教大部分经典编纂而成的，经文图帖并茂，每百册编为一组。震东居士林福田宏翁发愿赠送5部给国内外佛学机构，前年已送一部给武汉武昌佛学院，赠送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为第二部，因为部头大册数多，分批运来厦门，由驻厦日本领事馆转交南普陀寺。

厦门沦陷期间，神田惠云的东本愿寺教派和岩崎闻号西本愿寺教派，在厦门佛教界中颇为活跃，开始他们各树一帜，拉拢教徒，后在日、伪当局的操纵下统一起来，建立大乘佛教会，联合统一活动，使厦门佛教呈现畸形的繁盛现象。沦陷初期，即民国二十九年前后，厦门大乘佛教会曾多次组织缁素人士到台湾、日本参观访问。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日本投降后，神田等日本佛教徒先后回国。

20世纪80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后，先后有不少日本佛教界缁素人士来厦参访。如1993年5月南普陀接待日本高野山大学佛学院教授武内孝善、高野山高等学校佛学教长备前有隆以及西山茂之议长等。1995年由中佛协“茶禅协会”在南普陀寺举办日本茶道迎春座谈会，日本茶道里千家夫妇应邀参加盛会。

在与日本友好交往中，1997年12月圣辉大和尚带领理文法师、定恒法师一行多人应邀对日本进行访问。参观日本多座寺院，并与日三同道进行多方位交流，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在中佛协会长赵朴初的倡导下，中、韩、日本国佛教界建立起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黄金纽带”，圣辉大和尚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多次率团赴日参访，为中日佛教的友好交流夯实牢固的基础。